学者季羡林曾说,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,那就是玉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先民的一把骨梗玉刃镖,开启了中华民族8000年的用玉史,自此,玉器作为延续文明血脉的重要物质载体,见证了广袤中华大地上历史的演变和文化的发展。

考古学者普遍认为,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,曾经还存在过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。这一时期,中华文明沿着东部海岸,从北向南形成了一条神秘的玉石文化带,起辽河,走黄河,贯长江,经太湖,达珠江,沿途分别在辽河流域形成了红山文化,在山东半岛催生了大汶口文化,在江浙平原孕育了良渚文化,在珠江口岸兴起了石峡文化。在这条宽广的玉石带上,中华先民对宇宙的探知、对生死的思索,在一块块温润皎洁的灵玉之中贯通天地。

image

▲ 红山文化钩形玉龙(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
1971年,内蒙古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在修理梯田时,一铲子竟铲出个“铁钩子”,七八天后,“铁钩子”在阳光下不可思议地泛出了光泽。之后,这个不起眼的“铁钩子”被翁牛特旗文化馆征集,在那里一躺就是13年。后来,随着红山文化考古遗址的不断挖掘,这件神秘的钩形器经考古学家苏秉琦鉴别,为红山先民雕刻的早期玉龙,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、保存最好、体型最大的龙形玉器,被赞誉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

这件玉雕龙整体呈墨绿色,原材料是中国古代四大玉矿之一、辽河流域的岫岩玉透闪石。玉雕高26厘米、宽21厘米,剖面直径为2.3厘米至2.9厘米。龙身呈卷曲状,如蟒蛇;头部似猪,吻部前伸上翘,鼻端平齐,双目外挑;背部长鬣飘扬,尾部卷起,动感十足;龙背中央穿孔,若系绳悬挂,头尾刚好保持水平,足见工艺之精心。此玉龙出土地是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场所,玉龙正是新石器时期红山先民原始崇拜的礼制用具。

image

▲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琮(浙江省博物馆藏)

北红山,南良渚。上古礼玉中,同样令人神往的还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“玉琮王”。1986年,考古人员在反山第12号墓坑中发现了一件重达6.5公斤的神人兽面纹玉琮,琮身高8.9厘米,上宽下窄,内圆外方。琮体四面中间有直槽,各槽分别琢刻呈上下排列的两面神人与兽面复合图形,转角四周同样布列上下四组简化版兽面纹。琮上神人形象宽鼻巨口,圆眼重圈,头戴羽冠,整体以浅浮雕与阴线刻两种雕刻技法完成,塑造了良渚玉器特有的线条美。这件玉琮出土时,被平正放置于墓主人头骨的左下方,显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玉制礼器。

“琮,瑞玉。大八寸,似车釭。”这是《说文解字》中对于琮的解释。玉琮独特的造型正是古人“璧圆象天,琮方象地”及“天圆地方”等观念的落实——内圆为天,外方为地,方圆相通,天地贯穿。为了离天更近,良渚先民还将墓台垒筑增高,以便获得来自神明的意志。可以想象,4000多年前的一天,阳光明媚,长江下游的肥沃土壤又一次为良渚先民送来丰收的喜悦,祭台之上,巫师伸出双臂,高举玉琮,沟通天地……

礼玉之风在中华大地传承延续,经历夏商周,至汉代抵达一个巅峰。两汉是目前出土玉器最多的时代,这与当时盛行的玉殓葬风俗密切相关,而汉代高度发达的葬玉制度,也是上古礼仪用玉职能的延伸与发展。《抱朴子》有言:“金玉在九窍,则死人为不朽。”以玉殓葬,保尸身不腐,求灵魂升天,是汉代皇族贵胄的梦想。以玉衣、玉琀、玉握、玉九窍塞、玉枕、玄璧、镶玉棺等为主要内容的葬玉在两汉墓葬中经常出现,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、窦绾夫妇的“金缕玉衣”。

经魏晋南北朝过渡,到隋唐时期,随着经济的发展,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理性,此时的玉器逐渐开始挣脱神秘的枷锁,走向世俗社会。唐以后的墓葬中很少再有玉璧、玉琮、玉圭等玉制礼器出土,代之以大量的玉制饰品、玩物、器皿等。宋代商品经济发达,玉器进一步向普通民众下沉,创作更加灵活,题材更加丰富,工艺更加精巧,且受当时书法绘画高度发展及佛教盛行的影响,铭经刻词之风在玉器上颇为流行。至此,佩玉、藏玉、赏玉、爱玉、崇玉,逐渐成为达官显贵和市井百姓共同的追求。

image

▲ 元代“渎山大玉海”(现存于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)

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的玉瓮亭中,陈列着一件雄伟壮丽的大型玉雕容器——元代“渎山大玉海”。该容器通高0.7米,口径最大处达1.8米多,周身浮雕精美,利用玉石天然形成的黑白纹路,渲染海浪的起伏变化和动物的生动形象,但见波涛汹涌间,螭龙破水而出,虾兵蟹将嬉闹周遭,似在相约龙宫拜王。

相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,蒙古军在战争中得到一块极为罕见的巨型玉石。玉石重达5吨,质地细腻光滑,色泽温润,青绿带黑,让忽必烈极为振奋。彼时,他正经风历雨,蒙哥大汗死后,他在同弟弟阿里不哥的汗位竞争中惊险胜出,为了酬将士、宣国威、表功德,他下令以此玉石打造一件大型酒瓮,以便众将开怀共饮。这就是“渎山大玉海”的来历。元明清迭代间,这件大玉海多次辗转,曾一度销声匿迹,后被嗜玉成痴的清高宗乾隆找回,经过修复,放置在北海团城。关于“渎山大玉海”的名字,乾隆皇帝考证判定,“渎山”乃琼华岛别称,四面环水,故称“渎”。然而,经现代专家检测,大玉海的原料出自河南南阳独山玉矿,从“独山”到“渎山”,不过是忽必烈当年的一个“谐音梗”。

imageimage

▲ 明代“子刚”款青玉合卺杯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

明清两代是玉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,涌现出一批身怀绝技的琢玉大师,他们的雕琢手法及作品在当时极负盛名、影响深远。“略有风情陈妙常,绝无烟火杜兰香, 昆吾锋尽终难似, 愁煞苏州陆子刚。”这是明代才子徐渭的一首诗。陆子刚(又称陆子冈)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苏州玉匠,诗中所谓“昆吾”是他独创的精工刻玉刀,秘不外传。明清年间,只要哪件玉作上刻有“子刚”或“子冈”款识,那就等于是掌握了“流量密码”,必定身价大增。如今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“子刚”款青玉合卺杯、“子冈”款青玉婴戏纹执壶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“子刚”款白玉簪、“子冈”款白玉海屋添筹方盒等,都是举世闻名的子刚玉(子冈玉)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叛乱,为贺“故土新归”,乾隆帝特赐名“新疆”。之后清廷垄断昆仑山玉矿,对和田地区采取玉禁,专供皇家开采。据说当时的玉石官都是拿着册子站在白玉河岸,随时记录每一名采玉工弯腰的次数,以防隐瞒不报、私自藏玉。乾隆帝对和田玉近乎痴迷的钟爱,为琢玉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环境,也将清代玉石文化发展推向高潮。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玉作基地,分别是北京皇家宫廷玉作、以大型山子类玉雕见长的扬州玉作、以小件精雕闻名悠久的吴工苏作。乾隆帝尤崇苏作玉雕,曾多次征召苏州籍玉工到如意馆雕琢和田玉。现存清宫旧藏玉雕,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乐寿堂“大禹治水图”玉山、和阗白玉错金嵌宝石碗、白玉羊首耳瓶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白菜等,件件精美卓绝、匠心独运。

玉的世界,天戴其苍,地履其黄。“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”,这是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宗伯》中对于玉与天地四方的勾连与规划,承载了古人朦胧的宇宙观和文化思想。“地中之都,中土之国”的中国形象,在玉龙玉琮的沟天通地中,逐渐清晰明朗、传播四方。几千年过去,今天的我们仍能在玉石的方寸天地间,读懂祖先的意念,领悟古人的智慧,听见历史的回声,“玉见”最美的中国。

(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博士后)